作者 楊强

記得那年我八、九歲，上西四小學，解放軍包圍了北平城，整天聽到城外轟轟的炮聲，大炮一響，我家的鐵皮屋頂和玻璃門窗，就像街上無家可歸的乞丐凍的發抖。

春節快到了，那些當官的，有錢的人家都坐飛機逃往台灣和香港，只有沒錢的老百姓和窮學生盼著解放軍早日進城，金元卷不值錢了，一麻袋紙票也買不到半袋麵粉。

在西安門周圍的大街上，有一群一群穿著長袍大褂的人，手裡拿著假袁大頭銀元，在袖筒裡 顛得嘩嘩作響，是專門兌換騙錢的。

拍花子拐賣小孩的人也到處都是，每天都有很多小孩子失蹤。那天，我一個人去西安門醬菜園買大頭咸菜，剛出醬菜園，就看見一個中年男人走近我，伸手要摸我的頭，我馬上想到這人一定是拍花子的，我一躬腰跳過門前挖的下水溝，一流煙跑回家，撲到我媽懷裡就大哭。

據說被拍上的小孩，就像吃了迷魂藥，看見兩邊都是水，中間只有一條道，後面有老虎追，只好乖乖跟著前面拍花子的人跑，他們把拍到的小孩賣到外地去，作什麼的都有，傳說有個被拍到的小孩，賣給一個賣藝的雜耍班子，把他裝在一個花瓷罐內，只留下頭在罐口外，永遠不讓他出來，把瓷罐的底割掉，他可以排泄大小便，一年多後，雜耍班來北平街頭賣藝，小孩在罐內唱歌表演，看見人群裡有他的父母，便拚命叫喊自己的爸爸媽媽救他，但是，父母已經不認識自己的孩子，最後孩子喊出父母的姓名，這小孩才獲救，打破瓷罐，孩子的四肢已經長成一團。想想後果真可怕，我幸虧當時機靈，逃過了這一劫，不然如今還不知在不在人世。

改朝換代，世道大變時，空前的混亂，人心慌慌，根本無心過年。正像張藝謀的電影「活著」所反映的那段歷史 ，人們都要經歷一場生生死死的變遷，在動蕩的年代裡，人能活下來就好，就是萬幸。當時，對我們這些沒心沒肺、無憂無慮的孩子來說，真是少年不識愁滋味，整天只知道玩，東跑西 顛的尋找開心的事。

有一天，飛機飛的很低，好像就在房頂和樹梢上飛，我們院的大人小孩都跑到大街上去看，天空飛滿白色的降落傘，人們都在議論，南京政府在給城內守軍空投大米、白麵，國民黨的軍隊要長期堅守下去，等待援軍，我們小孩子並不關心政局，卻對天空的降落傘非常感興趣，我們跟著降落傘瘋狂的奔跑，快跑到北海公園時，那些不帶降落傘的大米，一麻袋一麻袋的就從我們頭頂上飛下來，橫七八豎的落在大馬路上，人行道和店鋪門前，有的麻袋被跌破，流出雪白的大米，街上並沒有軍人看護，但是，也沒有人敢來搶大米，我們跑到北海和中南海中間的北海大橋上，看見麵粉袋在北海冰面上已經堆成一座小山，北海公園門口和冰上有軍人看守，我們從隔壁的圖書館跑進去看，每個降落傘吊著十多袋麵粉，降落在冰上，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飛機上的人在往下丟大米袋，它雖然飛的很低，但是因為沒有降落傘，卻丟的到處都是，據說砸壞了幾處民房，還砸死一家人。

降落傘是白綢子做的，有不少掛在樹上，大人和小孩都在搶，小孩雖然爬樹快，但也搶不過大人，我跟著大夥搶了一天，只搶到一根被割斷的降落傘繩子，在回家路上，又被另一夥比我大的孩子搶走了。

我家住在西安門皇城根，西安門周圍當時非常繁華和熱鬧，有華北大學，有電影院，有雜耍班，還有很多商店和菜市場。街邊有一群拉洋車的，每天等著拉華北大學的洋人和老師，平時車夫都躺在各自的車上睡大覺，一頂破帽子蓋著他們的臉。一群拉排子車的小伙子，總是有說有笑，打打鬧鬧，他們每天吃的就是兩個捧子麵窩窩頭，一塊臭豆腐和大碗茶，都是些娶不起老婆的光棍漢。日本鬼子投降那年，北京城內留下很多日本軍官太太，她們回不了國，又無依無靠，一袋洋麵便可買一個日本娘們，因此有不少車夫東湊西借，買個日本娘們做老婆。

西安門電影院，是我們這群孩子經常光顧的地方，等電影一開演，我們便從公共廁所的窗子翻進電影院，偷看電影，電影快演完時，怕被抓住挨打，再從廁所的窗子翻出去，從未看過有頭有尾的電影。我沒事就去看雜耍班練功，從那時起我的愛好和心願，就注定長大了要搞文藝，我像鬼迷心竅一樣整天學唱呀跳呀，連和姥姥去街頭抬自來水都不得安生，姥姥看我又唱又扭，便皺著眉說：

「喜歡唱戲沒出息，長大只能去掏大糞。」

但是，我的夢想就是能在銀幕和舞台上表演。我有生第一次進學校上學，上的就是華北大學開辦的少兒文化補習班，我最羨慕華北大學那些風度翩翩的大學生，他們和洋人說英文比手劃腳的，表情非常豐富，心想哪天我也能和那些學生一樣。十多年後，我果然當上北京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，還去長春電影製片廠拍了電影，三十多年後，來到美國，也和洋人比手劃腳的溝通交流，真是風水輪流轉。

西安門上，有「西安門」三個大字的匾額，匾額旁邊插著一支箭，聽說：

「那是當年李自成進北京時射的，後來被人偷偷的把真箭拔走，換上了一支假箭。」

五五年全國話劇會演，跟隨劇團從西北回到北京，我去西安門皇城根探望那些童年的玩伴時，卻發現西安門被拆的無影無蹤了，連一片磚瓦都未留下，兒時的印象已經面目全非，在我記憶中，我家住的是裡外兩個四合院中間，現在房屋顯得的特別矮小，七戶鄰居也全都搬走了，連隔壁王大爺的花園，也不見一盆花草，一缸金魚。我坐在門前的石頭上，心像石頭一樣，好像從頭到腳被潑了一盆涼水，想起又頑皮又嬌氣的張玉寶，又搗蛋又義氣的吳奇石，還有愛跟我們男孩子玩的跟屁蟲吳小霞，那時我們都只有七、八歲，是姥姥不疼、舅舅不愛的討人嫌；當時家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，街道上又天天來催要挖防空洞，我們院沒有一家願意挖，我家頓頓吃的都是棒子麵窩頭，棒子麵粥和大頭咸菜，過年連吃頓餃子都難，那有心思和力氣去挖防空洞，大家不約而同想到房東的地下倉庫，萬一炮彈飛進城，我們全院的男女老少就躲進地下室保命。

房東是開洋車行的，生意興旺時，有好幾百輛洋車，從前門外到小西天，從什剎海到西直門，整個西城都是他的天下，正像老舍小說「駱駝祥子」裡的馬六爺，不過他不姓馬，姓吳，也沒有虎妞那樣的女兒。他的兒女奇石和小霞都是我的同學和玩伴，有次他倆帶我到他家地下室去玩，裡面存放著很多大桶的油漆，是專為油洋車用的，奇石說：

「不能掀開蓋子看，這些漆和油家俱的油漆不一樣，它會跳出來咬人！」

他越是這樣說，我的好奇心越重，乘他不注意，掀開一點縫偷瞧，烏黑油亮的漆便從縫裡飛出來，落在我手上又養又熱，我急忙擦掉，手上還是又紅又腫，至今我也沒弄明白為什麼會跳出來咬人。

春節前後，家家戶戶都在挖防空洞，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傳說，記得說有一家挖出三個活蛤蟆，一個是黑的，一個是花的，一個是紅的。

黑色的蛤蟆跳著說：「你們別瞧我黑，張家口是一堆灰。」張家口是北京的咽喉與門戶，經過兩軍激烈的爭奪決戰，整個城市在戰火硝煙中被解放。花的蛤蟆跳著說：

「你們別瞧我花，天津被打的麻拉拉。」天津衛炮火連天，部分市區經過巷道激戰。

紅的蛤蟆跳著說：「你們別瞧我紅，北平是座寶城。」果然傅作儀和葉劍英談判成功，北平沒放一槍一炮，沒有損壞一磚一瓦，和平解放。

頭兩天國民黨的軍隊、坦克、大炮、軍車，從城內撤出城，我們在西安門大街看了整整兩天，之後就是解放軍進城，華北大學的男女學生，他們打著校旗站在大街兩旁，舉著各色小旗高呼，敲鑼打鼓歡迎解放軍進城，扭著秧歌唱著：

「解放區的天，是晴朗的天，解放的人民好喜歡，人民政府……」

我從早看到晚也沒有見軍隊過完。

街道上傳達下命令：「由於圍城沒有過好春節，政府讓老百姓再重新過個年！」

於是，各商家張燈結彩，貼對聯，各學校敲鑼打鼓鬧社火。各家也辦年貨，蒸年糕，祭祖先，供財神，穿新衣，吃餃子過年，我向大人叩頭拜年，得了兩張伍仟元的壓歲錢，捨不得吃糖葫蘆、買空竹。歡喜的隨時從衣袋裡掏出來看看，並和玉寶、奇石比誰的票子新。

我們三人到西安門去看套圈，他倆各花伍仟元買了十個竹圈，結果一個泥娃娃也沒有套上，我在他倆的鼓動下，三人又各買了十個圈，他倆爭前恐後的搶著套，我在一旁仔細觀察他倆失敗的原因，我把份量較重的竹圈挑出來，套後排最大的、最值錢的泥娃娃，較輕的竹圈套中間的各種玩具，把竹圈接頭處放在我手抓的對角處，身體躬到最低，竹圈幾乎是擦著泥娃的頭頂落下去，結果一套一個準，每套一個，周圍的男女老少就為我鼓掌叫好，我為他們丟掉的空圈報了仇，擺地攤的老板看傻了眼，我每套上一個，他就心疼一下，我圈圈套中，他拿出那十個被我套中的泥娃娃，對我說：

「你這小傢伙太厲害，我可虧本了。」我送玉寶、奇石各一個，讓他倆幫我把八個泥娃娃抱回家，送給姥姥一個最大的不倒翁，送給媽媽一對招財進寶的泥娃娃。

那個不尋常的，圍城中過的春節，已經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，仍記憶猶新，每當回想起那個動蕩的年代，就五味俱全。

但願在中國的大地上，再也不要有戰爭，老百姓永遠平平安安的過年。

(原載世界日報副刊）